水坪村三组庙坪一角

山里人总希望大山里坪多。

险峻的峰谷间，镶钳着巴掌大一块平地，父老乡亲便亲切地称之为水坪。追根溯源，这个地方原来并不叫水坪，老人们说是调来一位个儿不大的小洪先生，希望从这大山里多走出几个有文化的人，便与乡亲们一起喊成了“水平”。

最有生气的当然就是那所山村小学。一幢三柱两扁挑的木屋，立在突兀的山包上，里面空着的一个坝子，是娃儿们嬉戏追赶玩耍的天地，这幢木屋也就自然成了土坎上的一道安全屏障。那时，几个年级的几十名学生挤在一间教室，楼上是寄读生的寝室，一间是师生共用的厨房，剩下的一间就是小洪老师起居和办公的地方，一张山里人摆筵席用的八仙桌旁放着一把大背靠木椅，每到晚上，小洪老师就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笔耕。

山民最大的希望莫过于自家娃儿有出息，每天大清早就要打开大门留心望望山包上那幢木屋，看那穿透瓦层冉冉升起的炊烟随风飘散，直到传出朗朗读书声后，才放心地牵着牛儿、背上农具下地干活。只要提起小洪先生，也就随时可以听到父老乡亲充满自豪的那份情调。

那年，小洪老师分配到这所山村小学任教。报到的那天，是父亲送他来的，当时，有位男生看到一个大人挑着一口小木箱、一床铺盖卷儿和布网兜着木洗脸盆的行李担子，身后跟着个儿不大的小洪，就招呼道：喂，你们快来看喽，又来了个寄读生。小洪的父亲摸着这孩子的头笑着说：“调皮鬼，这是你们的先生，哪里是寄读生。”学生知道说错了嘴，红着脸儿伸了一下舌头，接着又同其他学生一起手舞足蹈：“呵，老师来哒!呵，我们又有老师哒。”

那年代，尤其对山里人来说，尽管学生已会称呼老师了，但家长们还是称先生，似乎这样才能对老师显示尊重。山里人好客，小洪老师是理所当然的尊贵客人，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总要想方设法凑点大米掺着苞谷粉的“金包银”款待先生。“听说来的还是个小先生”，乡亲们早都在七嘴八舌的议论，吃早饭时，附近的家长们围了一个大圈子，争着和小洪问这问那。一位叫刘老叔子的人用一根长长的竹烟杆拨开众人：“让我看看这位先生。”他坐在凳子上抽了几口旱烟，眼盯着小洪都哝：“还是个伢子，教得好么得书，唉，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站起身就走，把唉叹甩在身后。 这位刘老叔子，看上去并不十分老，只是下巴留着长长的山羊胡须。小洪望着这远去的背影嘘了一口气，围观的家长自然安慰小洪，无非是说刘老叔子的脾气是如何古怪，如何倔巴……，当然，心里也在想，眼前这位小个子先生是块教书的料吗?

过了几个星期，还是那名男生交给小洪一张纸条，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着“旮旯、彳亍”几个方言字，那是这位学生的读过私塾的祖父在试探年轻先生的深浅，小洪也工整地用钢笔标好读音、注解。不几天，山里边就时不时听到这位老人自豪的笑声：嘿嘿，这先生有文化，还是个读了老书的伢子呢!

看到山里人的艰辛，小洪立志多培养几个象样的文化人。

放学后，他得自己挑水做饭，还得抽出时间走访，有时忙到下半夜，临睡前还得顺着木板梯爬上寄读生的寝室叫醒那些因营养不足遗尿的孩子们小便。凌晨，一旦有远处的跑读生摸黑上学来，小洪也就跟着一个通宵不能合眼。只要是在冬天，学生们也就会拿起弯刀从那幢木屋旁的山包上砍来柴禾，围在熊熊篝火旁听老师讲故事……于是，“小洪先生”又被乡亲们尊敬地称呼“妈妈老师”，慢慢地，山里大人们也习惯地把老师一词经常挂在嘴边。 寒来暑往，物换星移。就在那一年，这所村小有十二名小学毕业生考取重点初中，一面教书育人的红旗也插到那幢木屋的屋脊，小洪老师也成为全省到北京“国庆”观礼的代表，小山村沸腾了。父老乡亲自豪得逢人便说：“我们有位小洪先生，不，是妈妈老师。”

山里人喜乐常见，尤其是祖传下来的打击乐伴着八仙(唢呐)的旋律别具风格，别开生面。在水坪村，大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小到上十岁的孩子都会随便哼几首锣鼓点子、八仙调子。自从小洪老师上北京后，乡亲们自发地组织一个打击乐队，从“凤凰展翅”、“双龙出洞”中组合自编一个“龙抬头”的点子，又请了两名八仙师傅专门合乐排练。

记得小洪回来那天，看到父老乡亲引着学生们在山垭上站成两排，听到“龙抬头”的打击乐和着“东方亮”的八仙调反复合奏，激动得热泪满腮，一路奔跑一路高喊：“我回来哒，我回来哒!”他把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照片拿出来给大家传看，绘声绘色地讲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的情景，乡亲们听得笑逐颜开合不拢嘴了。山垭是通往水坪村各条要道的交汇处，父老乡亲就和他们的妈妈老师站在致高点极目远眺，憧憬未来。 大山里山高坡陡，掉远户学生非常多，朝去晚归总有耽误学习的情况，每逢星期天，小洪就要大老远登门辅导作业。那时，山里人还不知道辅导是什么意思，只晓得字就是知识，娃们的字认多了，也就成了有文化的人，当小洪一出现在这些地方，乡亲们就招呼邻居：“叫娃儿们都过来，妈妈老师又送字上门来哒。”

有个星期天，小洪老师为一名掉远户学生辅导后，天已黄昏，急急忙忙地赶到学校，一口气喝干了一杯隔夜茶，疲惫使他很快入梦。山里的秋夜格外凉，这一夜小洪病倒了，高烧使他时不时地叫道：水、水呀……

清晨，遥远的井口旁仍像往日一样排着长长的挑水队伍，舀水的人便从路旁掐一片地瓜叶或嫩绿的树枝放在水桶里，以免在行走中把水荡出来，然后哼着山歌，转着肩儿爬着山坡；排队挑水的人又接着用木瓢撇开水中青苔，往水桶里倒着略带有泥黄色的浑水。突然，刘老叔子急促的喊道：“让我先挑一担，让我先挑一担!”

他不顾那些挑水人的白眼和埋怨挤到井口旁，而后又急匆匆奔向那幢木屋，有人一眼认出那是妈妈老师的水桶，乡亲们也似乎明白了刘老叔子不依规矩挑水的缘由，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井口旁那一条弯弯的小路上，只留下一排东倒西歪的水桶。

那一天，几十名学生焦急地挤在那一间寝室。小洪老师半坐在木板床上，从贴身的衣袋中拿出伍元钱交给那位男生。“老师，您相信我?”男生惊奇的问道。“快去买包红砂糖来，老师相信你。”

不一会，那位男生回来了，先把一包红砂糖放在老师枕头旁，然后一角一分地数着紧握得皱巴巴的零钱，小洪老师拍拍他的肩膀：“不要数了，老师相信你，老师知道你个儿大平时吃不饱，家里生活又苦，才犯了悄悄拿同学东西吃的毛病，改了就是好学生。”听到这里，男生“哇”的一声，哭着和老师抱在一起：“老师，您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门外，前来问候的家长们见此情景，也忍禁不住，泪水如断线的珍珠，落地有声。

很多年过去了，娃儿们也升学了一批又一批。一天，村长带回登载“妈妈老师”事迹的报纸和小洪老师升任另一所学校校长的调令。小洪离开木屋的那天，父老乡亲依然领着娃儿们敲锣打鼓地送到那个山垭。小洪老师的父亲从刘老叔子的肩上接过那口小木箱、那卷铺盖和布网兜着小木洗脸盆的行李担子，和乡亲们一一话别。

直到父亲的身影消失，小洪老师仍然慢慢地挪动双脚，想再回头和乡亲们打一声招呼，看一眼那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只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冲动，喉头被噎得说不出话，他的双眼湿润了。

“龙抬头”的打击乐、“节节高”的八仙调和着辍泣声一起仍在微风中传送，父老乡亲打心眼儿舍不得“妈妈老师”离开那幢木屋。

此文发表于《民族文学》2001年第九期

（注：此文于2012年6月21日发表于《鹤峰网》，因网站迁移至此，特结转鹤峰网起数2791次）